家有多多

　　  清统治者深知喇嘛教对蒙古诸部的影响，为统一中国巩固边防而推行尊崇喇嘛教的政策。皇太极时，西藏黄教领袖五世达赖、四世班禅为与噶玛王朝争夺西藏政权急需得到支持，皇太极便派人进藏与达赖、班禅取得了联系。1642年西藏喇嘛到盛京，表贡方物，尊称清帝为“曼殊师利大皇帝”，皇太极亲率大臣远迎并在盛京修“实胜寺”作纪念。顺治进北京后，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对其隆重接待，赐金顶黄桥，修西黄寺供其居住，并册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但喇达赖喇嘛”确立了达赖在西藏的政教领袖地位。达赖回藏后，用在京所得的赏赐和布施的大批财物，在西藏各地建了13座寺庙，称为“黄教十三林”。康熙时期不但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使其封号固定下来，并二次派兵进藏平定准噶尔部的袭扰，保卫了西藏的安全。同时，为防止达赖政教影响扩大，康熙在统一外蒙后，封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为“敷教安众大喇嘛”，分管外蒙古宗教事务，封内蒙宗教首领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分管内蒙古宗教事务，消弱西藏佛教权力。乾隆执政后继续贯彻执行这一策略，将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并称为黄教四大活佛，让他们分管前藏、后藏、内蒙、外蒙地区的佛教事务，继续分散和消弱达赖喇嘛的宗教统治权力。但乾隆也注意到，达赖喇嘛在蒙古人民心目中仍然是至高无上的，担心这种信仰会影响到皇帝在政治上的绝对权威，所以在分散消弱达赖喇嘛权力的同时，在避暑山庄周围建造了几座寺庙，但觉得这还不够，恰逢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是乾隆60大寿之年，次年是皇太后钮钻录氏80寿辰。西藏、青海、新疆、蒙古等地各族王公首领都要求赴承德祝寿，乾隆特令内务府仿前藏政教领袖达赖驻地拉萨布达拉宫在承德修建此庙，意思让佛教中心移到皇家夏都。这是皇帝与活佛争夺信徒思想最高统治权的一种手段，乾隆是想让“山庄之普陀与西藏之普陀一如”。因此，他不惜耗费巨资，调各种工匠7000多人，用白银1936798.5两，头等金叶1500多两，红铜20多万斤，用四年时间赶在1770年乾隆60大寿和他母亲80大寿之前修好这座气势磅确的皇家寺庙，好让前来为他祝寿的各族首领，在承德见到人们心目中的圣地，使清廷陪都也成为佛教中心，使这位“神王”象征性的永住承德。这样，许多佛事可以在承德举行，不仅消弱了达赖喇嘛的影响和权力，也无形中增强了民众对皇帝的严仰和崇拜，并能借以炫耀朝廷的富有和威严，达到利用宗教进一步笼络各少数民族人心、巩固统治的目的。

　　  正当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之际，从沙俄伏尔加河流域万里回归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赶到承德觐见乾隆皇帝，受到乾隆隆重接待，并与喀尔喀、内蒙、青海、新疆各少数民族首领一起参加庆祝法会。为纪念土尔扈特部远离故土一个半世纪后重新回归，乾隆亲拟碑文在该庙立两通碑记述了此事。该庙建成后，各地藏传佛教信徒视这里为神圣净土，“神王”居所，千里迢迢来此礼佛布舍，到此拜佛布施银两成为其一生幸事，每年正月十四庙会日，庙前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的意译，故此庙亦称布达拉，布达拉是藏语佛教圣地的意思，又因仿拉萨布达拉宫而建，故俗称小布达拉宫。因规模比西藏布达拉小，俗称小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总体布局与西藏布达拉宫相似，无明显中轴线，气势赶不上西藏布达拉，但其占地之广、体量之大却为内地寺庙所仅有。蓝天白云下，蔚为壮观的典型藏式红白台陡直壁立，台上殿顶金碧辉煌，煜煜闪光。它由40座佛殿、碉房组成，殿内供奉佛像、法器1.5万余件，佛光宝气，琳琅满目，庄严华美，富丽堂皇，普陀宗乘之庙集中体现了康乾盛世我国各民族建筑艺术的辉煌成就和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

　　  普陀宗乘之庙是在汉族传统建筑的基础上融合藏族建筑特点建造的，它是汉藏建筑世术交融的典范。全寺平面布局分前、后两部分：前部位于山坡，由白台、山门、碑亭等建筑组成；后部位于山巅，布置大红台和房堡。按布局和特征分，可分三部分：前部包括山门、碑亭、五塔门；中部包括琉璃牌坊、白台、僧房等；后部是主体建筑大红台及周围其他建筑，大小共60余处，被包围在雉堞衔连、依着山势起伏而环寺一周的高大围墙之内。这种建筑布局为外八庙也是中国寺庙建筑所独有。游览了普陀宗乘之庙，可以说是象征性地瞻仰了西藏的布达拉宫。

　　  第一部分是山门。山门南向，由藏式城台及汉式庑殿组成。城台为砖石结构，前开三孔拱门，拱门上列一横排盲窗，上砌雉碟。城台上起庑殿，前后设廊，廊内置槛窗，两侧封实壁，面阔五楹，进深二间，单檐琉璃瓦顶，边沿施绿琉璃瓦，中供护法神，从左至右依次为四面护法神，章古鲁蓬护法神，大黑天玛哈戛拉护法神。山门前置石狮一对，再南为五孔石桥，山门两侧设腰门，有围墙相连。
　

　    山门北为碑亭，平面方形三开间，重檐黄琉璃歇山顶，砖拱结构，封实壁，四面开拱门，下承须弥台基。亭内立石碑三座：中为《普陀宗乘之庙碑记》，记述建庙背景及经过；东为《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西为《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记述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过程及清政府抚恤该部的情况。碑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汉文为乾隆亲笔。

      碑亭以北为五塔门，三拱门白台形制，实壁盲窗，上砌女儿墙，白台上立五塔，从东往西分别为黑、白、黄、绿、红五色，每色代表一个体教教派。清代尊黄教为国教，故黄色居中。五塔门前置石象一对，为大乘派象征。五塔门北为琉璃牌坊，三间四柱七楼形制，中楼前额“普门应现”，意观音显现普度众生之门。后额“莲界庄严”，意为观音道场。

　　  第二部分是白台群。大红台南、第一部分两侧散置30余座大小白台，成“×”形不规则布置。白台分殿台、楼台、敞台、实台，形状不一，体量不等，功能各异。层高一至四层，二、三层者居多，大都白灰抹面，青砖镶边红色盲窗，琉璃砌顶，上檐挑出淌水长瓦。白台为藏式平顶碉房形制，建筑用汉族砖混结构法式。有的两座白台组合成一处院落作僧房；有的台上建汉式殿堂，作佛堂、钟楼使用；有的台顶置舍利塔；有的白台砌成实心，只起障景增景及点缀作用。白台群总体效果表现了西藏布达拉宫前山脚下梵字的特征。南部宫墙两头分置角楼，实墙白台砌盲窗，顶部起雉堞。宫墙两侧白台中间辟门，上起庑殿，对称配置，供僧人进出使用。琉璃牌坊下有三道圆形拱门。据说，走左门能发财，走右门能升官，走中门能平安。多多此来参拜，一不为财，二不为官，只求好人一生平安，故从中门走过。

　　  琉璃牌坊北为罡子殿，四面砌藏式雕房高墙，墙面设三层盲窗，东、南为一层僧房，西砌蹬道，北面僧房顶起庑殿，单檐绿琉璃瓦顶，面宽五楹，进深两间，内供吉祥天母、四面护法神、大梵天。罡子殿东为东殿，亦称东罡子殿，平面成“乙”形，两层。此殿原为僧房，现供五尊密宗无上瑜伽密乐空双运双身修法像欢喜佛。东侧从北至南依次是金刚佛母、大威德金刚、密聚金刚、胜乐王金刚、恶度金刚。密宗欢喜佛造像一般都是多头，表多智，最顶部为本像，余为变像；多臂多足，表大力多能；脚踩妖怪，表能降妖镇魔。

　　  罡子殿西北一套院为西殿，亦称西罡于殿，是经堂，平面成“厂”形，正南辟门，北房两层，硬山灰瓦顶。内供主尊吉祥天母，原在权衡三界殿供奉，文革后移此殿展出。吉祥天母为镏金铜质造像，高116公分，身骑骡子，前后有两个兽头人身的小型造像，底盘为大海。全组造像用红铜1196斤，黄金57两，用工6425个。据《吉祥天母经》记载，吉祥天母为观音变像，是达赖喇嘛的护法神，每年大年初一她骑着太阳下界巡视天下各方，驱除妖魔，保佑众生平安。藏区佛教徒每年藏历十月十五日都要把吉祥天母像从大召寺抬出游行示众，以保人事平和，风调雨顺。吉祥天母像西供长寿佛九尊，药师佛12尊，均为铜质。

　　  第三部分是是大红台。大红台位普陀宗乘之庙最后，位置最高，面积1.03万平方米，因巧妙利用地形将几组建筑连成整体，视觉上进行夸张，更显体量庞大。攀登的台阶有104级，据说人一出生就有108中烦恼，脚踏这104级台阶就能消除掉其中的104种，余生、老、病、死无法消除，这就需要今生的修行。正面基层是白台，实心，高 17米，下部砌花岗岩条石，上部砌砖，白灰挂面，壁设三层梯形盲窗，东西两面砌石阶登道直达白台顶部。白台东南角有面阔五楹、进深三间的“文殊圣境”殿。西部为千佛阁，四周围廊现已坍塌，阁内供蒙古王公向皇太后敬献的千尊佛像，中立《千佛阁碑记》为乾隆三十五年御制。阁内有条幅曰：“妙相合瞻干利资诸福，繁釐同祝万欢洽群藩”。白台东为哑叭院，是皇帝进庙上香时僧人回避之所。白台之上起红台，高25米，上宽58米，下宽59米，七层，一至四层实心，均置盲窗，上部三层间隔开真窗、盲窗。

　　  大红台南面正中嵌饰垂直琉璃佛龛六个，黄绿相间，汉式手法，一是标记轴线，二起装饰作用。红台顶部砌女儿墙，墙下三面 (东、西、南)装饰黄琉璃佛龛，拔檐石下置排水长槽。红台内里五至七层为三层阁楼，每层44间，四面合围，亦称群楼。群楼南部进深三间，通天柱四排；北部中五间进深四间，通天柱五排；群楼东侧通天柱三排，进深两间；西侧通天柱四排，进深两间半。群楼东、西、南、北横额分别为“庋经之阁”、“大乘妙峰”、 “秘密胜境”、“极乐世界”。群楼一层分置石雕坛城六座，有如来佛、观音、无量寿、释迦、大威德金刚、喜金刚。群楼条幅有“璎曼垂护花龛彩，狮象驯依鹫岑辉”；“佛刹现乾城法资筏喻，禅宗开震旦教演传灯”；“以此无量慈同参不二，喻比有为法普度大千”；“统须弥界天护持常住，遍华严海会应现随方”；“秘印妙持超四果，圆光正觉示三乘”；“现法化报身昙霏遍荫，统先中后际象教同持”；“初地相光全总持一化，诸天梵香聚共演三摩”；“般若相常融聚五福德，菩提心并证增八吉祥”；“觉观印圆通能仁普示，识田语清净妙智同修”；“功德示经文香薰檐葡，庄严瞻相好光映琉璃”；“持法利身心众生并济，随缘施愿力一切常圆”；“佛光普护三千界，寿域常开万亿春”；“宝树交辉香不断，祥轮常转法无边”等。群楼顶部西北角建慈航普渡殿，镏金铜瓦，重檐六角亭形，二层匾额“普胜三界”，殿内匾额“示大自在”，条幅“水镜喻西来妙观如是，月轮悟南指合相云何”。东北角建殿名权衡三界，镏金铜瓦，重檐八角，内有额“精严具足”，条幅 “法界现神威即空即色，梵天增大力非住非行”。

　　大红台东北权衡三界西建有洛伽胜境殿，面阔五楹，进深一间。洛迦胜境南，大红台东建东群楼，三层。东群楼空井靠南起戏台，面北，方三间，三层。大红台西北角建雕楼，实心，起装饰作用。群楼空井中心起万法归一殿，方七间四角稍间收进一半，重檐攒尖，上覆镏金鱼鳞铜瓦，四脊饰波纹，法铃宝顶。迎门摆珐琅菩提塔，中供紫檀佛龛，内供弥勒，东西两侧置紫檀寿字塔。供桌摆八宝、五供、珊瑚树。靠北树屏风，前挂巨幅缂丝缎绣佛教挂像(高三丈、宽一丈)，现已无存。屏风前供释迦牟尼，再前供宗喀巴，大殿两侧供达赖和宗喀巴像，均为紫铜雕塑，质地精良，工艺精细，身段匀称，神态生动。殿内面北横额一为“净性超乘”，二为“妙德圆成”；面南横额“万缘普应”。殿内条幅有“狮座具神威咸钦奋迅，鹫风瞻相好普现庄严”；“法界朔中台臻大欢喜，化身现上塞护妙吉祥”；“总持初地法轮资福胜因延上塞；、广演恒沙梵乘能仁宏愿洽新藩”；“梵教流传宗递演，化身应现慧常融”等。

　　  万法归一殿是全庙举行集会和庆典活动的场所，每年七月十一日在殿内举行佛教学位考试。腊月二十七、正月十四在此举办送崇活动，全体喇嘛在此念经，驱除妖魔祈求太平。清代，内外蒙古千里迢迢进此庙上香求佛者络绎不绝。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弘历曾在此殿接见万里回归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一行，并举行了大型讲经祝寿活动。万法归一殿是普陀宗乘之庙的主殿，隐于大红台群楼之中，殿顶高出群楼，金光闪烁。底部因三层群楼合围，影调阴暗，光照对比鲜明，造成了宗教森严肃穆的气氛，是内地宗教建筑的瑰宝。1932年，美国在芝加哥举办大型国际博览会，大财阀洛克菲勒为了招睐交易，于1930年采纳了瑞典人赫文斯定的进言，派人对该殿进行实测实绘，在芝加哥制造了一个与此殿同样大小的模型，又通过各种手段在中国搜集了大批佛像、法器，于1931年用专轮运往芝加哥，在复制的“万法归一殿”展出，致使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出现了东方文化热，洛克菲勒大出风头。后来瑞典建筑师麦克思·吴雷先生和几位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专家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已经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将“万法归一殿”全部构件买下，准备在斯德哥尔摩国际文化研究中心“复建”组装。吴雷先生1989年曾来承德与主管部门协商，实地考察万法归一殿时，吴雷先生说：这是个奇迹。仿造得再像，终不是原本的东西。

　　  如果说此前修建的溥仁、普宁等6座寺庙多为用于记述康乾“慑之以兵”的“武功”，那么普陀宗乘之庙则是“怀之以德”、“文治”的集大成之作。随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最后一场平定天山南麓回部（维吾尔）大小和卓之乱战争的结束，北部、西北部边疆各族都已归化王朝，边疆稳定已数年。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又值乾隆母子寿诞。就在普陀宗乘之庙竣工之际，恰逢土尔扈特蒙古族人民在远离祖国148年后重返祖国怀抱，可谓盛世欣逢盛事。土尔扈特部的回归，是对乾隆王朝国庆的最好献礼。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史上实现完全统一的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自斯，凡属蒙古之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为了表彰土尔扈特部“终焉怀故土，遂尔弃殊伦”的英雄壮举，弘扬热爱祖国、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精神，乾隆亲撰御制，勒碑记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置于普陀宗乘之庙碑亭内，永志记念。

　　乾隆认为，土尔扈特部于是时归来，“诚有不可思议者……则实为天与人归，有不期然而然者……”实则不然。土尔扈特部回归，最根本的原因是土尔扈特人民认同、热爱自己的祖国。盛世召唤是土尔扈特人摆脱异族压迫，追求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原始驱动力。而宗教信仰亦即文化背景的差异也是东归的一个主要因素。若说是天意，则是土尔扈特贵族首领顺应民心，在关乎自己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做出正确选择，符合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客观规律，虽是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明朝末年，居于我国北方和西北的蒙古民族分作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游牧在青海、新疆一带的厄鲁特蒙古又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部族之间争夺汗位、牧场互相残杀的争战和内部争夺财产、属民的内讧纠纷时起。其间，准噶尔部迅速崛起，恃其强，称霸于厄鲁特诸部，攻掠喀尔喀蒙古，侵扰西藏地方，甚至外联沙俄，企图独占北方。当时，土尔扈特部人口较少，在准噶尔部的大肆吞并面前，不甘就范，曾与之发生冲突。1623年，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与众族长商议后决定，远走他乡，寻找生路。那时伏尔加河下游是一块无主之地，沙俄的势力尚未延深至此。和鄂尔勒克向厄鲁特联盟所推选出的新汗（蒙古称其君曰汗或汗王）图鲁拜琥（和硕特部）及众台吉说明迁徙的原因，遂率部众5万户离开世居的准噶尔盆地，西迁至地广人稀、水草丰美的伏尔加河下游的荒莽草原上，在那里建起自己新的家园。土尔扈特部虽远居欧洲，但始终认同自己的祖国，尊重自己的民族，尊重中国王朝主权，不向沙俄称臣，顽强地保持着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喇嘛教），长期与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不时遣使回国表贡，并遵例到西藏、青海等地熬茶礼佛。

　　  十八世纪以后，沙俄势力不断向外扩张，对土尔扈特部的高压控制日渐益炽。政治上，迫使他们称臣。沙皇直接干预土尔扈特部汗位的继承，削去汗对部落决策机构“札尔固”的领导权。思想上，强迫土尔扈特人改变宗教信仰，改信东正教。经济上，大量移民哥萨克人抢夺土尔扈特的牧场。并对土尔扈特人课以繁重的赋税徭役，苦调兵丁，甚至无理要求把渥巴锡汗的独生子及部落首领的子弟送去彼得堡作人质。土尔扈特部人人忧惧，一片惊骇之声：“汗国的末日到了！”此刻土尔扈特人民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反抗沙皇压迫的斗争火山般爆发了。以渥巴锡为首的上层首领们密商决计，武装起义，脱离沙俄的黑暗统治，重返祖国，回到太阳升起的东方去。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冬十月，土尔扈特人民勇敢地举起武装起义反抗沙俄的旗帜。起义队伍袭击了俄军驻渥巴锡大帐的兵营，击溃阻碍他们东归的俄兵，焚毁了所有的帐篷船只，遗弃不能带走的粮食财物。年轻的渥巴锡汗率领部族老小33000多户、169000多人，驱赶驼队、羊群毅然决然地踏上东归之路。途中他们冲破沙俄军队、哥萨克骑兵和草原游牧民族的围追堵截，克服令人难以想像的艰难险阻，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战争、饥饿、严寒、酷暑、疾病的摧残折磨下，约有10万人倒在路上。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6月，土尔扈特部众终于踏上自己的国土伊犁，结束了长达8个月的万里长征，这时只剩下不足7万人。“千里裹粮，士有饥色，况兵行万里乎”。他们风尘满面，形容枯槁，衣不蔽体，鞋靴全无。

　　清朝对土尔扈特摆脱异族异教统治的悲壮爱国行动十分重视，迅速而妥善地做出安置。刚至伊犁，朝廷及时发放了临时救济米、茶，口给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用以柔怀远人，俾毋致失所”。拨出官银20万两，紧急动员了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内蒙等地各族人民以大量的物资供给土尔扈特部。采购羊皮袄51000多套，布61000多匹、棉花59000斤、毛毡帐篷400多具。出屯庾米麦41000多石，拨给官茶2万多封，使皆安居得所。为计之长久，休养生息，扶助土尔扈特人民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乾隆旨令，划拨土地、发放种子，从各地牧群中挑选有繁育能力的牛羊26.5万头让他们放牧饲养，连续8年免除赋税。直到1871年，国家百年未征土尔扈特部兵丁。

　　同时，对渥巴锡等首领隆重接见封爵赏赐。朝廷特派六百里加急驰递乾隆皇帝敕书，晓谕渥巴锡等首领：“闻厄鲁特（土尔扈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遣大头人来京入觐，但念尔均未出痘（天花），京城暑热，甚不相宜。避暑山庄凉爽，如九月中旬可到彼处，即带领前来。否则俟明年临幸时，再来入觐，朕务与策凌、车凌乌巴什（前归附的杜尔伯特部首领）一例施恩。”接旨后，渥巴锡等贵族首领即刻动身前往承德觐见乾隆皇帝。九月初八行至木兰围场伊绵峪与正在行围打猎的乾隆皇帝会见。乾隆举行盛大宴会款待渥巴锡一行，用蒙古语问询回归经过，对土尔扈特人民表示极大的关切，命随围观猎3天，并邀渥巴锡一行随驾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庆典，渥巴锡呈献明永乐八年汉篆玉印一颗，以示归附诚意。土尔扈特部的二号首领、渥巴锡的堂侄策伯克多尔济向皇上敬献一匹异域骏马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清朝根据土尔扈特部各首领原有地位的高低，对朝廷效忠的程度以及东归过程中的功劳大小和归来后所剩属民的多少，分封爵位，予以赏赐。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举行了隆重的接见仪式，并颁布了封赏谕旨，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意为英武勇敢的汗），其余分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各等公，并赏黄马褂、黄辔头等。另根据他们的爵位等级，赐给相应的顶戴冠服。多次赐宴避暑山庄，观灯焰，看火戏，并邀渥巴锡一行参加了由章嘉国师主持的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典礼盛大法会。

　　  由于清朝的妥善安置，土尔扈特人民非常满意，从而进一步密切了清朝统治集团同厄鲁特蒙古人民的关系，加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土尔扈特人民仍被安置在故居准噶尔盆地一带，后来，他们为维护边疆各民族团结，发展当地畜牧业生产作出了贡献。1775年渥巴锡因病去世，临终遗言：“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其维护民族团结统一明心可鉴。特别是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境地时，新疆各族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与侵略者和分裂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协同清军消灭了阿古柏反动势力，挫败了沙俄侵略者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土尔扈特部的子子孙孙都站在反侵略斗争的前线，建立了不朽功勋。这是吉祥的普陀带给乾隆皇帝和清政府的吉祥，更是带给中华民族后世子孙的吉祥。如今，这种吉祥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五湖四海，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一份和平的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