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多多

    清晨，多多起床后发现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吃早餐时在餐桌上抱怨说今天恐怕哪里也不能去了。多多爸说，现在正流行“手足口”疾病，正好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凑。中午午饭后，天空放晴了，我们决定去参观一下离家不远的郭沫若故居。那里不仅地方宽敞，最重要的是游人甚少。

 　　郭沫若故居位于北京什刹海前海西街18号，占地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有2279平方米，是一座庭院式的四合院建筑。故居门口是什刹海、后海、胡同游的起点，门外街两旁一溜排开的黄包车天天在此热闹地守候着，车夫们用地道的京片子招徕来往的顾客。如果你不小心从街中那面大影壁的东侧走过的话，你可能不会留意到影壁西面对着的那一扇不大的垂花门，门楣上写着“郭沫若故居”几个大字。

　　    郭沫若故居的前身是清代和珅的王府花园，后因和珅被嘉庆皇帝抄家赐死后，花园遂废。同治年间，此处成为恭亲王府的草料场和马厩。民国时，恭亲王后代把此地转卖给达仁堂乐家药铺，修建成中西式结合庭院。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先是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使馆的驻地，后由宋庆龄居住。郭沫若自1963年11月由西四大院胡同5号迁入，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5年，直到1978年6月病逝。故居于1982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正式游人开放。

       郭沫若(1892——1978年)，四川乐山人，作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先生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活跃在我国文化科学战线上，他不仅在文学、艺术、史学、古文字学方面成就非凡，而且还是一位富有感召力的社会活动家。生平展正是按照这一主线，通过郭老的手稿、著作、历史图片与其它展品，介绍了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在诗歌、戏剧、文艺理论、古文字与古代社会研究以及书法艺术等不同领域中的成就，介绍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中的历史功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科学文化教育战线及国际交往、和平运动等方面的不朽贡献。

    纪念馆大门坐西望东，大门上方悬挂着邓颖超题写的“郭沫若故居”金字牌匾。纪念馆大门对面是砖砌照壁，大门内有一座小土丘，树木点缀其上。

　　进入大门，立刻觉得外院很宽敞。稍许右拐，沿假山东侧甬道向北走，庭院深处甬道东边的藤萝架前，有座郭沫若全身铜像，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司徒兆光创作的。

    郭沫若神情怡然，翘一条腿，双手抱着膝盖，坐在紫红花岗岩基座上的鲜花丛中，似在小憩，又似沉思。特别是把塑像别具匠心地放在院落里的银杏树下而不是进门入口，铜像才像活了一般，为纪念馆增添了一种诗意。

　　内院进门即见一幽静宽敞的庭院，细长的甬道通向坐北朝南的垂花门。间隔外院与内宅的垂花门很精美，两侧悬空的檐柱底端各有个莲花头，檐柱间连有横枋和镂空的木雕板，彩漆浮面，形成廊罩。

　　垂花门对过假山脚下，鲜花围绕着一面仿照装裱的书法影壁，乃郭沫若奔放诗句的手迹：“百花齐放百鸟鸣，贵在推陈善出新。看罢牡丹看秋菊，四时佳气永如春。”

    大门西南方向一眼乐家用过的水井是恭王府留下的遗物。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脚步，昔日的水井早被覆盖废弃了，直到2000年春天才被纪念馆修复，重见天光，成为这座庭院历史变迁的见证。

　　另外，在院落里一对雕刻生动的石狮子蹲坐在树下，为草坪增添了几分新奇和活力。

    垂花门前两口不成对的铜钟与两株古柏相伴为伍，稍高的一只铸于明天顺元年，另一只铸于清乾隆年二年。石狮、钟都是郭沫若生前的收藏。

    名人故居通常由展览和实物组成，这里也一样。穿过垂花门，里面是东西厢房和两排正房组成的二进四合院，有回廊、暖廊连为一体。精巧的内院里，主人当年手植的花木依然浓郁芬芳。

　　书、画、字，这是郭沫若故居最多的东西。无论走到哪间屋子，迎面扑来的都是淡淡的书香。五间正房是郭老的卧室、客厅和写字间，均按原状陈设展览。卧室不大，床铺随众。客厅的沙发椅均罩着白布套，郭沫若以往总坐在西南角上会客。写字间西北角有展板说明：“郭沫若写作和办公的地方。壁间悬挂着毛泽东和于立群的手笔。东南角窗前的木匣里珍藏着主人流亡日本时从事古文字研究的手稿，1937年终于由日本寻回，郭沫若特为之题名‘沧海遗粟。’郭沫若的两个孩子在‘文革’期间不幸丧生，他们的日记端放在郭沫若的案头，寄托着父亲不尽的思念。”郭沫若在这里撰写了上百万字的论文、专著和诗歌等作品。

　　东西厢房和后罩房两侧已辟为图片和文物陈列室。东厢房为《郭沫若的文学世界》，包括诗文、历史剧、译著三个专题。其中有两个展板介绍郭沫若翻译的部分作品及原作者，包括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歌德的《浮士德》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西厢房为《郭沫若与中国史学》，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金文探奥、先秦诸子批判、历史人物评说四个专题。从1929年开始，郭沫若创造性地将古代史研究与古文字研究结合起来，对甲骨金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这批古文字研究的手稿，全部由他用楷书按照固定版式写成，是价值极高的科学文献。1937年7月，郭沫若毅然归国抗战，为了躲过日本警方的监视，把这些手稿全留在了日本。直到1957年，在旅日侨胞的热心帮助下，历经周折，由日本岩波书店保存了20年的手稿箱终于物归原主。“沧海遗粟”四字就是郭沫若面对20年后失而复得的手稿箱，饱含激动之情写下的。这只不起眼的木箱，自此成为了郭沫若对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字研究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见证。

    后排罩房是郭夫人于立群的住所。正中一间为画室、书房兼卧室，如今也辟为展室，有文具、印模和茶杯等原物，还有老舍在1942年搞抗战文艺期间对郭沫若的评价。末端一间屋子里，墙上宽大画幅中有一段放大的文字，集中表达了郭沫若的心声：“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够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

    庭院间青葱一片，南瓜架，银杉树，百合，牡丹，银杏等等，都是郭老夫妇当年亲手种下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庭院两侧那两株海棠树，在软风中轻轻摇曳，高大的树干历经风霜雨露，仍然健壮遒劲。

　　故居庭院里有棵叫做“妈妈树”的银杏格外引人注目。这棵银杏吸引人的不仅是它的挺拔的外表，还有它所见证的一段故事。1954年春天，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因为过度劳累，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得不离开6个年幼的子女去长沙接受治疗，当时最小的孩子还不满周岁。把夫人送上火车的第二天，郭沫若便带着孩子们到大觉寺的西郊林场选回一棵银杏树苗，种在了当时他们居住的西四大院胡同５号。郭沫若还为这棵树苗起了一个饱含深情的名字“妈妈树”，默默祝福着与自己共患难的妻子能像顽强的银杏一样，战胜病魔，早日回到孩子们的身边。期盼没有落空，于立群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妈妈树”也逐渐长大了。1963年，郭沫若一家搬到前海西街来的时候，还特地带上了这棵“妈妈树”，把它看成了家庭不可缺少的一员。

   幼时曾诵读过郭沫若的《银杏》，其中的段落至今记忆犹新，“当你那解脱了一切，你那槎伢的枝干挺撑在太空中的时候，你对于寒风霜雪毫不辟易，那是多么的嶙峋而又洒脱呀……”银杏是郭沫若最钟爱的树种，他曾誉之为“东方的圣者”，“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梧桐虽有你的端直而没有你的坚牢；白杨虽有你的葱茏而没有你的庄重。”郭沫若是这样礼赞银杏的。如今郭沫若故居外层院里生长得最茂盛的就是十余棵银杏树。“它是我一位无言的伴侣，树如有知，至少我一半的甘苦它应该是知道的。”郭沫若就是这样描述一棵让他难以释怀的银杏。那是抗战期间，郭沫若在重庆赖家桥居住过的茅草屋前的一棵银杏，它陪伴他完成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两部名著。

　　   郭沫若是一位领域纵横的文化伟人。郭沫若在这个宅院里，撰写了数以百万字的论文、专著及诗歌等作品。故居纪念馆里保存着他的大量手稿、图书和文献资料。如今，院内郭沫若夫妇生前种植的花木茂密葱茏，垂花门内郭沫若的办公室、客厅和卧室依然如故，保持着主人在世时的景象。据说，有心人在故居中能从《郭沫若书法集》中找到郭老的扇面《自题诗》，上面写道：“有笔在手，有话在口；以手写日，龙蛇乱走；心无汉唐，目无钟王；老当益壮，兴到如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