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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01 | 多多武汉雪中游之----“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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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位于武汉市汉口鄱阳街139号,依托旧址而建。“八七会议会址”处于一幢高级公寓楼的中部,并不特别显眼,然而这正是召开秘密会议的重要条件。为我们开车的司机虽然是武汉当地的同志,但也只知道大致地点,当我们围着汉口转了几个圈,司机打电话又问了亲戚和同学后,终于找到了离我们居住宾馆仅一街之隔的“八七会议会址”。当司机放下电话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纪念馆就在我们停车处5米远的前方,我们竟然从门口经过都没有发现。

位于汉口鄱阳街139号的八七会议会址

  该公寓是一幢三层混合建筑,具有较典型的欧式风格,由英商怡和洋行投资建造,据说由一位名叫史格斯的英国建筑师设计,1915年动工,1920年建成。它的底层为商店,据说是一名印度商人做茶叶和丝麻绸布生意;二至三层为公寓,当年大多住的是惠罗公司的员工。楼房在街口拐角处,呈圆弧形,檐部塑有“1918”字样;顶部建有圆顶塔,形成制高头部,并使整幢楼房的女儿墙、红瓦屋顶及气屋有了设计效果上的皈依感,既增加了建筑物的变化,又显得十分协调。 公寓按两套为一个单元,每单元的占地面积约为192平方米,后面有一个与单元同宽度的“凹”形天井,这大大有利于公寓的通风和采光。“凹”形的凸出部分就是设备齐全的卫生间。“八七会议”召开时,三教街41号的二楼和三楼住的是苏联驻国民政府的农民问题顾问、共产国际代表洛卓莫夫夫妇。

一楼当年是一家印度人开的商店,现已改为八七会议历史陈列展览

  纪念馆的正门是邓小平题的“八七会议会址”几个红色大字。纪念馆共分两层,一楼为八七会议背景、内容及相关资料;二楼为八七会议的会场。

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二楼的八七会议会场,毛泽东当年坐在靠近壁炉的座位上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报告。强调党今后的任务是“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实现这一斗争策略的具体方针是:第一、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第二、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工农民权独裁的临时革命政府。接着,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走在展厅里,看着那些黑白的照片和发黄的资料,仿佛那次伟大的会议又重现在这栋小楼里。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上两大政治战略的转变,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赋予了中国革命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迅速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在八七会议召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比较大的起义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海南岛起义、黄麻起义等。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

   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在井冈山上开辟了中国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总结了根据地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最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科学论断,为复兴中国革命和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道路。

  顺便说几句,我们这次武汉之行居住的是江汉饭店。它是一幢别致的法国式建筑物,在长江和汉水交汇的绿荫深处,在汉口蔡鄂路口、胜利街与中山大道交接的半岛形地段,也是武汉最早的由洋人开办的饭店。

  江汉饭店的前身是德明饭店。1900年,清政府修建京汉铁路,作为这条铁路终点的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也同时兴建。法国商人圣保罗决定在当时法租界内修建一座饭店。饭店于1919年完工建成并开业。据《湖北省外事志》及《武汉文史资料》等书记载,德明饭店为当时汉口旅馆之冠,多为外国人及高等华人长期包租。蒋介石、程潜等国民党政府要员也都曾下榻这里。

  1954年,德明饭店被改名为江汉饭店,成为湖北省接待外宾的主要场所。法国总统戴高乐、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朝鲜首相金日成等,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万贵宾及社会名流曾下榻这里,是湖北省第一家接待外宾最多的饭店。1956年6月和1958年11月,毛泽东主席两次下榻江汉饭店。周恩来总理入住江汉饭店次数较多,刘少奇、邓小平、宋庆龄、林彪、江青也都在这里住过。改革开放以后,江汉饭店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向社会各界展现其高雅、温馨的特色。1995年,江汉饭店和香港胡汉辉集团合资,按国际四星级标准对饭店进行了全面的装修改造,除保留了法国百年老店的风格外,更增添了欧洲现代酒店的温馨典雅色彩,为武汉市最具特色的经典名店。

  江汉饭店是一幢优秀近代历史建筑,建筑物为法式风格,大堂装饰温馨典雅,华丽富典,走道上的装饰画以西洋风格为主,而楼梯处玄关又以西式家具配中式盆景或瓷器,中西壁合,又体现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风尚。1998年9月18日,江汉饭店以其周到温馨的个性化服务受到国际金钥匙组织的肯定,成为湖北省第一家拥有金钥匙的饭店。

朋友给多多买了课外书,多多自己还带了游戏机

我们住房对面恰巧是健身房

  19世纪60年代以后,英、俄、法、德、日相继在汉口强辟租界,从而在今江汉路至黄浦路、中山大道至长江之间,形成约1.8平方公里颇具西洋风格的城区。除街道格局基本保持原状外,目前尚保存近代西式建筑500多处,其中列入“武汉市保留历史优秀建筑”名单的达50余处,江汉宾馆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老建筑的外观是非常厚重的石材,建筑风格和上海外滩的那些老建筑很类似,只没那么高大罢了。
  
  

    到这篇博文为止,多多的武汉之行游记就全部结束了。虽然我们武汉之行只有短短的三天,但我们基本游遍了武汉的大部分旅游景点。虽然武汉连日暴雪,我们果断地选择了火车出行,由于离京前已经买好了往返的软卧车票,我们幸运地在京广交通动脉瘫痪前返回了北京,21日早晨多多顺利地返校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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